写下这题目，就已经想见到某些人不屑的目光。因为“X与Y”模式在中国名声不佳，除了在某些教科书中被正面地介绍过，近年来似乎一直作为靶子而遭人批判。手边的一篇文章即可为证：这篇报道第六届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年会的文章写道：“与以往各届年会大而空的‘理论’和X＋Y式比较泛滥成灾不同，学者们从文化人类学、传媒学、形象学等不同层面对文学与文化的关切正在全方位地形成比较文学的新型学术形态……”。一本晚近出版的比较文学教材也持论相同，作者在评点近年来比较文学的形势时写道：“我们既要重新估价某些将文学研究变成‘文学贸易关系’的所谓‘影响研究’的方法论指向……，也要再度审视某些将比较文学研究简单化乃至庸俗化的所谓‘平行研究’的方法论立场，诸如某些生硬的‘X与Y’模式等，以免造成人们对比较文学的误解。”
看来，“X与Y”模式之所以在中国比较学界如此遭人唾弃，是因为人们把它归结为庸俗化平行研究的罪孽之源。这实在是让它代人受过，冤枉得很。
如同我们整个学科一样，“X与Y”模式也是从西方引进的。那么，只要翻检一下已经译介过来的西方比较文学教材，诸如由布律奈尔等人合著的《什么是比较文学》，就不难了解其原义。这本法国教材把“X与Y模式及其扩展”放在“国际文学的交流”一章中介绍，白纸黑字清清楚楚地写道：“尽管题目和内容各个有别，但所有研究机遇、成就、影响和来源的工作均可归结为一种模式：X与Y”。另一位法国著名学者谢夫莱尔又做了进一步的解释：“X与Y模式可依具体情况而调整为：（影响研究）〈在Y国的作者或作品〉，或（接受研究）〈接受者X面对一部作品或作品全集Y〉。在作具体研究时，这些模式还应进一步被明确”（《比较文学》，远流出版公司出有中译本）。作为一个以研究接受美学而著称的学者，谢夫莱尔的论述补充进了该模式在影响研究的拓展层面——接受研究中的运用。
原来，“X与Y”模式是从最正宗的影响／接受研究中总结出来的，与所谓的平行研究根本无涉。那么何以会有那么多人指鹿为马，把它作为庸俗化了的平行研究而予以谴责呢？这似与80年代“复兴”时期的介绍有关。在国内当时出版的数本比较文学教材中，尽管这一模式被纳入“影响／接受研究”的大框架中，但人们却将X与Y两个变量解释为既可是有联系的，也可是平行的。“失之毫厘，谬以千里”，这种颇自由的阐释赋予了阅读者极大的行动自由：一个时期内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中胡比、滥比泛滥成灾，许多人以为任意取两个作家、两部作品就可进行不着边际的比较。这种做法，损害了比较文学的声誉，自然会遭到许多严肃学者的批评。不过，滥比之风的盛行，只可归咎于阐释的不严密，而绝非由“X与Y”模式自身所招致。在法国学者那里，这一模式的使用是被严加限定的，限定的部分就是X、Y这两个变量中的“与”（et）字（北大版中译本译作“加”或“和”。根据上下文对模式的具体说明，“加”的译法显然是错误的）。按照布律奈尔等人的解释，“与”的意义是“被看”、“被读”、“被识别”、“被影响”等等。总之，“与”即意味着“事实的联系”，而“X与Y”模式既然是对影响——接受研究的高度概括，也就只在国际文学关系研究的范畴内有效。
冤假错案总是要平反的，以上所述，权且算作为“X与Y”模式正名的一篇辩护辞吧。不过，正名的目的却并非为了了却一桩历史的旧案，而是希望以此为警示，使当下和未来的中国比较文学多一份认真、沉潜，少一份浮躁。这，或许是我们这门颇受非议的学科能够持续发展下去的前提？
说这不是为了了却一桩历史的旧案，还因为“X与Y”模式充满了活力，还远未到为它“盖棺定论”的时候。在前文引用的那篇报道中，形象学被当作“X与Y”模式的对立面而受到赞扬。当代形象学的确充满了新意：它受当代想像理论的启发而重视对形象塑造者的研究，用接受美学的方法剖析创作者主体；它力图把文本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结合起来，既采用符号学的方法清点、分析、解释文本中言说他者的语词体系，研究形象这一象征语言如何言说了自我，又借鉴年鉴学派的方法把形象研究与心态史结合，探讨每一具体形象与社会集体想像间的互动关系，每一文本与外部历史文化语境的铰接情况；它还肩负起文学社会学的职责，关注形象的制作、生产、传播、复制等一切涉及到形象文学化、社会化运作的层面……所有这一切的确是传统的形象研究所不曾有过的。这些极具时代特征的新理论、新方法令人眼花缭乱，但批判“X与Y”模式的人或许万万不会想到：如此充满新意的形象学不仅可被纳入典型的“X与Y”模式，且最生动地说明了这一模式的生命力。
形象学属于国际文学关系研究的范畴，它实际上探讨的是“一国文学如何塑造、描写异国形象”的问题。这里，若将“一国文学”设为X，“异国形象”设为Y，那么“描写”、“塑造”、“看”即为模式中“与”的内涵。这不是典型的“X与Y”模式又是什么呢？
一个从传统研究中走出来的旧模式，在不断地更新、改造之后，依然光彩照人，充满新意。这对比较文学在新世纪的发展是否也具有某种启示意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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